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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者与信仰者,展维也纳艺术论坛美术馆开幕

2019年8月15日 - 追光娱乐app

艺术的历史往往被描述为各种样式不断涌现而又不断更替的过程。在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的艺术尽管还没有退入历史的空间,但如同这个国家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模式、从社会形态到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一样,它所经历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就像是历史的浓缩—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艺术的“现实”主要是由艺术的各种“历史”同时重现而构成的。对来自西方的异质文化的接受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交织在一起,催生出极为多样化的艺术观念与表现语言,由此构成中国当代艺术令人迷幻的视觉景象。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的中国艺术家是幸运的,他们经历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又得以享受社会开放与信息便捷的条件,能够自由地取用多种艺术资源进行自己的创造。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面临挑战的,因为无论是来自历史还是来自现实的文化产品,都极容易使他们深陷迷惑。来自历史的影响容易使人跌落在传统艺术的漩涡中成为某种风格的继承者,而来自现实的文化则像一条充满嘈杂浪花而稍纵即逝、四处弥漫的河流,容易使人的精神处在散乱的状态之中。因此,如何在艺术发展中既能从容地选择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艺术养分,又专注于自己的精神追求,成为考量中国艺术家文化学养与艺术胆识的试金石。在欧洲出现画家中的人文主义者的文艺复兴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已将怀有文化理想的画家称为人文主义者画家,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他当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作出自己清醒的价值判断,他的创作动机就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眼前的事物,而是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情感,创作的结果也就是使画中的形象具有某种精神性的指向与内涵。若以这种标准衡量中国当代艺术家,朝戈堪称有代表性的一位。

“来到维也纳,我感到这是一个人类精神和情感世界得到充分尊重的地方。在这个有些令人惶惶不安的世界上,我希望能够创作一种永恒,以表达一个精神追求者对这个变换世界的立场与终极追求;在这个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时代,用艺术表达新的态度、新的价值和意义,与世界抗衡。我希望艺术能回到人类的爱,良知和人类共有的诗意,这是我的梦想。”

朝戈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中国向世界启动开放之门的文化环境中开始学习艺术的画家。就像这一代中国画家普遍的成长经历一样,他需要解决艺术创造中的技巧与内容两方面的问题。在他选择了油画这种媒介之后,他不像他的老师一辈中国油画家那样只接受前苏联和欧洲19世纪印象派绘画的影响,而是将目光投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品,从那里开始研究绘画的表现技巧。为了支持自己这种超越当时文化局限的选择,他和他的同窗提出了“向大师学习”的口号。在整个中国艺术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专制中苏醒和文化政策解冻的年代,这样的口号无疑显示了朝戈这一代中国画家新的理想。在研究西方绘画大师的作品时,朝戈特别迷恋文艺复兴早期的波提切利和北欧画家丢勒等人的风格,在许多肖像作品中表现出对人物的理解分析,以有节制的色彩和清晰的轮廓线刻画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时塑造人物的社会身份。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在中国画坛树立起了一股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潮流,他自己也初步建立起了一种个性的绘画语言。

 

朝戈是出生于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他的名字在蒙古语中是“火”的意思。这种民族身份和他在草原地区生活的经历,使他的性格具有一种表面寡言而内心充满激情的特征,并形成一种超越事物表象而探究本质的秉性。内蒙古草原宽阔的自然景象滋养了他宽阔的胸怀,他对自然之美拥有歌吟的热情和理想式的向往。而他进入现代都市—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之后,他的思想和情感则显出冷峻的本能,希冀超越现实的际遇,在描绘的事物中寄予像自然那样单纯的本质。这种追求实际上也就是他在艺术上对“人性”这个主题的最初关切,他曾说道:“我感到真正对人自身的、根本性的思考,就像处在干涸的沙漠中的生物面临荒漠和孤立。这个世界已在迅速地物化。我想,艺术应该能够探及人的精神生活,探及那些精神和感情的根本冲突,才能成为现在所能产生的最好的艺术。”

维也纳讯
2015年9月9日晚,由奥地利联邦总理府文化艺术司、德国贝尔艺术中心、奥地利银行艺术论坛和奥中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朝戈:瞬间与永恒”展在奥地利维也纳艺术论坛美术馆开幕。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李克辛、德国汤若望科学与艺术基金会主席冯·莎尔伯爵,奥中友协常务副主席卡明斯基,德国汤若望科学与艺术基金会执行主席、德国贝尔艺术中心主席马跃,德国贝尔艺术中心总经理李佳艺,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馆长、本次展览策展人贝娅特·海芬晒德教授,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常恺,维也纳美术学院教授托马斯·弗莱勒,维也纳美术学院教授君特·达米士,奥地利联邦商会贸易委员会副主席托博拉,林茨阿特蒙斯艺术博物馆馆长杜岑朵夫等150余位艺术家及各界嘉宾出席现场。冯·莎尔伯爵、策展人贝娅特·海芬晒德、李克辛参赞和艺术家朝戈分别在开幕式现场讲话。

每一个画家都有他自己关于“最好的艺术”的理解与追求,朝戈的绘画历程就伴随着他对绘画到底是什么的深层追问,这也正是一个学者型画家使命感的体现。他的艺术观可以称之为“社会心理学”型的,他要做的是让绘画“与人的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及最深刻的社会存在”发生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他以蒙古族人为素材,创作了《牧民的儿子》、《盛装》等作品,借助特定的民族形象,画出了普通老百姓身上蕴涵的朴素的品格,在刻画人物心理性格的同时,他自己的性格也在所画的人物中透溢了出来。

此次展览共展出朝戈的60幅作品,其中油画40幅,素描20幅,包括人物肖像画、风景和静物画,反映了朝戈近十几年来的创作面貌和深度。这些静谧、深沉和饱含艺术家深刻思想与精神的作品反映了朝戈在力求对人类的内部精神进行探求和感知,在与这个现实和喧嚣的世界进行无声的抗争,同时也在探讨绘画艺术的广阔叙述性与持久性,当代性与永恒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朝戈开始了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伴随整个中国开始进入消费化的社会,社会的价值观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在艺术领域也同样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的混乱状态。许多艺术家在这个时期开始通过艺术来发泄内心的苦闷和对外部世界不满的情绪,这种群情激愤的结果导致了不同艺术家艺术创作类型的分流—某些艺术家陷入到了一种个人情绪的极端表达之中,包括用“波普”的方式消解历史与在中国社会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而另一些艺术家却从对社会的批判角度切入人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朝戈就属于后者。在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如《敏感者》、《西部》、《两个人》等人物绘画中,被压抑的情感转化为可视的图像,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向观众方向倾斜,如同逼近所描绘对象看到的强烈透视,显得不安与焦虑,甚至有几分神经质。主观化的色彩以及充满抽象意味的线条相互融合,传达出画家对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瞬间感受。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一种心理冲突,可以看做是变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被社会放逐和遭遇精神困顿的集体自画像。画中的人物与环境相隔离,既有深刻的思索、质疑、否定,又体验着孤独和外部世界的异己性。

面对三十年的绘画之路,朝戈在自述中说:三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年轻人,饱含激情地在草原上行旅和创作,曾经有过灿烂的梦想。然而这三十年的流逝,似乎都没有太多时间感,像是巨大无形的情景转换,伴随着难言的阵痛。我相信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这也是我们时代特有的不确定与迷惘的原因之一。在这三十年间,我的艺术关注了这些问题:1.
现代性。我在漫长的磨练中渴望创造出一种简洁、本质的现代艺术,但我希望其仍具有传统艺术所具有的深度;2.
并不遥远的西方传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3.
使绘画承载这个时代人性的中心问题:精神与信仰,瞬间与永恒;4.
民族、地域、人文的独特性与人类普遍性的平衡;5. 绘画的本质与新的可能;6.
保持这个时代逐渐失去的某种艺术质量。

朝戈在初涉绘画之际就对古代埃及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十分着迷。2000年他有机会作欧洲十国之行,此次行程使他重新认识了欧洲艺术,特别是真切体验了欧洲艺术的起源。在欧洲视觉文明的遗产面前,他感到了“一种强大而雄厚的力量”,认识到永恒与象征的意义,而埃及艺术那样具有形式意义的造型语言,令他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感和敬畏感。驻足于人类宝贵文明的古代艺术面前,他重新思考了“西方艺术的总关系,比如埃及和希腊艺术的关系,希腊艺术和欧洲艺术的比较,以及两河流域艺术的特性”,也重新思考了有关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对于人类质朴时代艺术的偏爱,在本质上对应了朝戈内心一直探究的绘画本质问题,特别是人类精神的本质问题。历史总是在经历尘蔽之后才能孕育新的诞生,精神永远都是历史的,只有精神才能知懂历史。透过单纯的表象之外观照存在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存在着,过去存在过,将来还将存在—这种依附于人的心灵的向往实是人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包含着善良的意志、爱的信念以及对于真理、公正、平等的追求。在朝戈的心灵世界中,正是秉持了这种信仰,才使得他在艺术创作中获得了一个新的立足点,由此而不断前进。任何一种东西的外在形态都会消逝在尘世上,只有作为精神动力的信仰本身才能把过去、现世与未来相连。

德国汤若望科学与艺术基金会主席冯·莎尔伯爵在接受艺术中国采访时说,朝戈的作品自2000年以后逐渐从表现主义的手法转变为现代新古典主义。朝戈想要创作温暖人心的艺术和令人沉醉的艺术,创作一种前所未有的面对现实而又与现实抗争的艺术。贝尔艺术中心将本次展览看作是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又一次珍贵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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